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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找的工作:新一線城市成畢業生求職新寵

盡管花了四個月才找到這份工作,但工作2個月之后,2018年畢業的周桐做出決定——在過年前辭職,離開北京,回到河南老家。

“北京的生活成本實在太高,今年連燕郊的房租都跟著上漲,早出晚歸,還沒有老家的朋友生活愜意。”盡管已決意離京,周桐對未來的生活依然充滿擔憂,“好工作越來越難找,就怕回到家只能’家里蹲’。”

畢業生人數持續增長,就業形式愈發令人焦慮。招聘網站“智聯招聘”數據顯示,2017年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月薪下降16%,這是連續第二年下降。過去一年企業入職的大學生,4成選擇了跳槽。

現狀是,2018年中國高校大學生畢業人數已達到 820萬,相比去年增加了25萬。2019年,約834萬應屆大學畢業生加入生產力市場,供過于求的局面或將愈發嚴重。

難找的工作

在周桐準備離京的時候,研究生張鵬飛在距離北京約1500公里之外的長沙埋頭往北京投簡歷。

“壓力大總好過溫水煮青蛙。”他于2018年畢業于金融專業。但畢業半年,他還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

張鵬飛感到焦慮,“工作太難找了,今年網上傳互聯網公司和金融公司都在縮招,幾百個人面試兩三場后只留下一兩個。”

2018年10月23日,有網友稱阿里要裁員50%。這一傳言來自脈脈——一個定位在職場社交的軟件,其中有一位署名是“阮小七”的應聘者發帖稱,“阿里全面收縮HC?只出不進了……所有線都不批offer……”。同樣遭遇“停招”傳言的還有華為,一則關于“華為公司原則上停止普通社會招聘”的傳聞曾引發熱議,

盡管華為公司與阿里先后回應以上均為謠言,但大氣候令人擔憂。根據最新公布的中國就業研究所發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報告》,互聯網公司用工需求減弱的趨勢在2018年年初已經顯現。在今年第一季度就業景氣指數報告中,互聯網行業的子行業電子商務從此前連續多個季度就業形勢首位不斷下滑,其在第三季度景氣排名降至第三位,招聘職位數同比減少6%,首次出現需求的負增長。

與此同時,互聯網大行業也出現招聘需求的全線下降。該份報告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互聯網行業的招聘職位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51%,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需求的負增長,職位的收縮幅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和張鵬飛一樣感到焦慮的還有影視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們。年關將至,和往年的欣欣向榮景象截然不同,原先不愁就業的影視相關專業畢業生也發現,寒冬將至。

即將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程冬冬從大三開始,就參與了許多電視劇和舞臺劇的劇本創作,原本對就業信心滿滿的她一心想要在北京“做出點成績。”開始投簡歷后卻發現,“當初自己想得太美好。”

據北京日報報道,近年來各大影視平臺校招縮招,中小公司咬緊牙關渡難關,開放給應屆畢業生的職位并不算多。同時,伴隨市場政策變動,今年綜藝節目領域不少私營制作公司融資困難,招商也不利,原先在操作的項目紛紛中斷,只有財大氣粗的視頻網站還在燒錢做綜藝。

“影視行業和金融行業前幾年比較熱門,現在市場不佳,但畢業生又多,招聘機會少之又少,薪酬也低之又低。”程冬冬已經參加過數十家影視平臺的招聘,只得到其中一家薪酬中等的公司的offer,“猶豫兩天之后,還是選擇再繼續找找。”

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高校畢業生逐年遞增的總量與弱勢群體就業壓力疊加。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并首次將城鎮調查失業率指標納入預期目標。

相關部委也開始了針對性措施。2019年,人社部等六部門啟動實施三年百萬青年見習計劃。1月7日公布的《關于實施三年百萬青年見習計劃的通知》顯示,2019年至2021年要組織100萬青年參加就業見習,對象為離校2年內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和16-24歲失業青年。

“留不下”的北京

程冬冬選擇繼續在北京尋找機會,即將在2019年從北京一所二本院校畢業的楊子萌卻已毅然決定離開北京。

楊子萌發現,身邊的同學大部分都不再把“留京”作為唯一選擇,“北京的機會確實多,但是工作性價比或許不及一些新一線城市。而且北京日漸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實在難讓人喘息。”

國家統計局2017年度統計數據顯示,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的消費支出在各省份中遙遙領先。其中,上海的人均消費支出高達39791.85元,北京則達到37425.34元。

實際上,北京高校畢業生留京的比例正逐漸下降。

從教育部公開的近五年數據來看,本科畢業生在“北上廣深”就業的比例從2013屆的28.2%下降到2017屆的22.3%。

此外,除了應屆畢業生之外,畢業半年后曾在“北上廣深”就業的本科生,在三年后離開的比例也從2012屆的13.7%上升到了2014屆的21.7%。 “北上廣深”對大學畢業生的吸引力明顯減弱。

根據《2018北京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2016年,留在北京的北大畢業生占比達46.2%,將近總畢業人數的一半,而2018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四成以下。

清華大學的情況也相似。三年來其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留京率也從2016年的20.3%、47.7%、50.4%分別下滑為17.3%、39.9%、49.7%。

此外,就其他幾所高校的情況來看,畢業生去北京就業的比例也并不亮眼,北京不再是大多數畢業生們的首選之地。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與復旦大學等高校畢業生去北京就業的比例均不到5%。

國內中高端人才職業發展平臺獵聘發布的報告同樣顯示,從2016年四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這一年半時間內,在全國人才凈流入率方面,一線城市的排名相對靠后。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名列第5、第11、第12、第14名,人才凈流入率分別為9.62%、6.87%、5.65%、5.03%。

“在北京工作的兩個月里,感覺自己的生活質量急劇下降。”畢業后,周桐在一家自媒體公司做運營。他每天早上6點出門,晚上8點離開公司,坐將近3小時公交回到燕郊的出租屋,匆匆洗漱后還要加班到凌晨1點。“周末如果有空,只想在家里休息,一是平時太累,二是為了省錢。”

2018年7月起,全國熱點城市的房租同比上漲近20%,不止北上廣深,杭州、成都、西安也有漲幅。雖然在生活成本、物價上漲等因素的影響下,高校畢業生的期望薪資水平也隨之上漲,但實際簽約的薪資水平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根據趕集網調研,大學畢業生預期薪資與實際薪資之間的差距正不斷拉大。數據顯示,2018年95后應屆畢業生期望薪資的均值為6174元,其中9.5%的畢業生希望月薪超過10000元,而40%的畢業生對月薪的期望都超過8000元。與往屆生相比,2018應屆畢業生對薪資的期望更高。

然而,95后應屆畢業生的實際薪資平均值為5429元,80%的畢業生實際薪資在8000元以下。女畢業生的情況更糟:該調查顯示,她們的平均月薪比男畢業生低。同時,22.86%的應屆畢業生明確表示,在當前大學生求職過程中,依舊存在著明顯的性別歧視現象。

“一線城市的光環已經逐漸被殘酷的現實打碎。”周桐感到無奈,“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下。”

吸引人才的“新磁場”

與周桐選擇回到老家不同的是,楊子萌將目光聚焦在了成都和杭州一類的新一線城市。

”我老家在甘肅縣城,發展前景可能不太好。目前更偏好川渝地區,近兩年這兩座城市迅速發展,注重生活的態度也比較吸引我。”楊子萌說,她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年輕人推薦成都,“既有發展機會,也能將生活與工作分開,保證生活質量。”

隨著新一線城市“搶人大戰”的打響,落戶、住房、就業創業等一攬子優惠政策向大學生開放,尤其是杭州出臺的“人才新政27條”、成都對高端人才放開限購政策等,都使新一線城市的吸引力劇增。

2017年,擁有全國數量最多高校學生的武漢提出要“五年內留住100萬大學生”,隨后提出多項配套措施:聘請雷軍等企業家為“招才顧問”;畢業3年內憑畢業證即可申請為常住人口;只要簽訂就業合同,繳納社保,即可落戶。湖北省長王曉東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曾表示,2018年湖北高校畢業生留鄂比例超60%。今年的武漢市兩會也披露,武漢2018年留住了大學生40.6萬,計劃2019年還將有25萬大學生新增量。

《智聯招聘2018年大學生求職指南》指出,無論是對高校畢業生的吸引力,還是最終就業的實際吸納能力,以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已經成為人才吸引“新磁場”。

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結果則顯示,2018屆畢業生就業首選“新一線”城市比例(37%),超越傳統一線城市(31%)。

“過去是‘孔雀東南飛’——人才和勞動力涌向東部沿海和發達地區,近年來開始出現“孔雀開屏”,很多人愿意在省內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扎根。”中央黨校教授汪玉凱認為,近年來,北京、上海兩個超大城市推動“大城市病”治理,收緊落戶政策。與此同時,高鐵、互聯網從實體和虛擬兩個維度縮小了城市之間的距離,“新一線”城市迎來了“換道超車”的機會。

根據智聯招聘調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是大學生就業工作城市的首選,對比來看,男生更偏好杭州,而女生更偏好成都。新一線城市要想吸引大學生前來就業,經濟發展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占比62.05%。

“新一線城市最近紛紛給大學畢業生送戶口,我覺得這就是對外省畢業生最大的吸引力。”中國高等教育供需跟蹤評估系統創始人、西南財大特聘教授王伯慶認為,在人口紅利衰減背景下,各個城市為了保持經濟發展,必然要爭奪年輕人。

但即便各大城市都在陸續出臺“搶人”新政,新一線城市的工作也并非唾手可得。

“比較火的新一線城市競爭也很激烈,我往成都的30余家公司投了簡歷,參加了10余次面試。目前收到了3份offer,居然已經算是我們學院比較幸運的了。”楊子萌告訴界面新聞,他們學院的大部分人還在等待新一輪春招,“現在畢業生太多,新一線城市又受熱捧,對于比較好的企業而言,一本院校的學生自然是更好的選擇。”

新一線城市的活躍也“刺激”著二、三線城市的發展。諸如昆明、大連、廈門、合肥等城市也在積極地發展經濟,引進人才。

“但二、三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的差距還較大,工作機會、發展前景與政策吸引力還是不及新一線或者一線城市。”楊子萌擔心,退回二線可能會使自己的發展受限,“畢竟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知名企業更多。”

一些地區境況更為復雜。據各高校2018年就業質量報告,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就業畢業生中,留在黑龍江就業的只有9.24%;在吉林和遼寧,留在當地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也僅占四分之一左右。

無奈之下的“慢就業”

“從’民工荒’開始,就業市場逐漸轉向勞動力的賣方市場。雖然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多,但新增勞動力的需求大大超過了大學畢業生增長,所以就業市場總體能消化大學畢業生。”王伯慶此前告訴界面新聞,最主要的問題在于,一些大學畢業生可能找不到與學歷相配的工作,求職時找不到合適工作,所以覺得就業難。“

嚴峻的就業形勢之下,不少大學生選擇了新經濟下的新型產業,或是自主創業,甚至是延緩就業的“慢就業”。據《2018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在2017屆大學畢業生中,畢業半年后大多數畢業生還在繼續找工作。本科院校處于未就業狀態的畢業生(7.0%)中有24%為“待定族”(不求學不求職)。

在2017屆本科院校畢業半年后的“待定族”中,有41%的畢業生在準備公務員考試,有7%的畢業生準備創業。考研也成為了更多本科畢業生的選擇。從應屆本科畢業生去向分布來看,2015-2017屆本科畢業生在國內外讀研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在2017屆畢業生中,該比例超過了找工作的比例(2.6%)。

王伯慶稱,“從近三年未就業人群的構成來看,準備考研的畢業生成為未就業人群的首要構成,準備國內外讀研的人群正在逐漸增加,而找工作的人群正在逐漸減少。”

2019年元旦剛過,周桐聽說父母為自己在老家找到一份文職工作后,并不太滿意,“雖然沒有在一線城市立足腳跟,但回到河南還是不想放棄自己的追求,盡可能想找一份有意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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